金福彩票官网|金福彩票_Welcome:是明君还是罪人?看明初二帝对中国国民性的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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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,我们会清晰地看到,明朝的中国人,与唐宋时代的中国人,似乎根本不是一个物种。唐宋时的中国人清新刚健、风流儒雅;然而到了明朝,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却大幅劣化,不仅底层民众变得麻木、狡猾、虚伪势利,连上层的士大夫都变得不知廉耻,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尔虞我诈的市侩气息。这在明清小说和许多野史笔记中都有生动的写照。

  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,在今天的历史爱好者中拥有众多粉丝。他们不仅欣赏明朝的“骨气”,赞美明朝的“强大”,更是对明初的两位皇帝——朱元璋和朱棣崇拜有加,让他们在帝王排行榜上占据很高的名次。

  我认为这种评价并不合理。评价帝王的功过,不能只看他对当世的作为,还要看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。无论朱元璋还是朱棣,他们的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都存在巨大缺陷,这些缺陷不仅为明朝中后期的黑暗腐朽埋下了祸根,还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。这种伤害侵入中国文化的基因,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道德观念,其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。

  这要从明朝的创立者——朱元璋说起。很多人把朱元璋和刘邦类比,这其实并不恰当。刘邦好歹是个亭长,在乡里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,况且刘邦生性豁达,贪酒好色,这种品行虽不高尚,却使他活得潇洒自在,同时保持了一种相对健康的心态。朱元璋则完全不同。他是真正的贫民出身,自幼受尽了权贵的欺凌,父母亲人先后贫病而死,自己又被迫做过和尚乞丐。这种悲惨遭遇在他心中积累了无数仇恨与怨毒,也种下了深深的自卑,使他的性格和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态。

  正因如此,刘邦的西汉与朱元璋的大明,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:西汉王朝雄健、大气、开放,一如刘邦的《大风歌》;朱元璋的大明却阴冷、苛刻又无赖,充满各种奇葩的制度,就像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在报复社会。这样的朝代气质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。

  客观地说,中国传统文化的沦落、中国人道德精神的退化,发端是在元朝。元朝政治黑暗,贪官污吏当道,地痞流氓横行;统治者是一群粗鲁野蛮的蒙古人,他们极端鄙视中原文化和知识分子,连忽必烈都说“汉人整天吟诗作赋,到底有什么用?”所以,读书人在元朝的地位十分低下,不能考试做官,只能在社会底层和妓女伶人厮混,靠写一些戏曲和小说混碗饭吃。也正是在元朝,以戏曲、小说为代表的“俗文化”第一次取代诗文辞赋代表的“雅文化”,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。与之相对应,元朝整个世风普遍呈现一种低俗化、流氓化的趋势。

  然而,元朝虽然世风恶化,但毕竟只有短短几十年。朱元璋在恢复汉人江山之后,想重拾儒家的斯文传统、回归唐宋的风雅社会,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朱元璋没有这么做。他的所谓“日月重开大宋天”仅仅是针对政权而言的,其治国理念并没有多少大宋的影子,相反却深受大元的影响,同时还带有强烈的“农民”色彩。所以明朝的政治较之唐宋非但没有进步,反而大幅倒退。

  朱元璋继承了元朝的许多奇葩制度,最典型的如职业世袭制,把百姓强分为农民、军人、工匠三大类,三大类下再分若干小类,职业先天决定,代代世袭,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。在此基础上,朱元璋还创立了史上最严的户籍管理制度。在大明,每个人一生下来,就被官府登记在户口本上,长大之后,子承父业,一辈子不准随便迁移,连外出逃荒要饭都不行。

  这种奇葩的制度设计在明朝比比皆是,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把老百姓限制得死死的。但若从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角度,朱元璋影响最恶劣的举措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 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“皇帝”的印象是想干啥干啥,想杀谁杀谁。其实直到宋代,皇权并不能像这样为所欲为,而要受到来自丞相、朝臣、贵族等多方限制。然而朱元璋打破了这种限制。他要按照一个农民对于皇权的想象去做皇帝:自己决定一切,操控一切,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头上,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权力。在他眼里,普天下的臣民都是他的私产,可以由他任意处置。

  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,朱元璋废除了实行两千年的丞相制度,宁愿凡事亲力亲为,也要把一切权力抓在自己手里。任何规则他都可以轻易推翻,任何臣民他都可以随便杀戮,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争辩。为了巩固皇权,同时也出于内心的自卑与不安全感,他还设立了锦衣卫,雇佣社会上的流氓恶棍充当特务,监视臣民的一言一行。

  这种专制与高压,最直接的影响是让中国人在皇权面前彻底“奴化”——从身到心的全面顺从,社会个体的自主性摧毁殆尽,奴性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。哪怕皇帝要杀你全家,你也要跪在地上谢恩,高呼“皇上圣明臣罪当诛”。与此同时,由于锦衣卫的存在,大批流氓进入了体制,他们经常以办案的名目敲诈勒索横行不法,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迅速败坏。“奴性”与“流氓性”相结合,在中国人的精神肌体上形成一颗巨大的毒瘤。

  几千年来,中国的皇帝总体上给了士大夫很高的尊重,“士可杀不可辱”成为社会共识,并逐渐形成皇帝与士大夫“共治天下”的观念。特别是到宋代,文臣的地位空前尊崇,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。包拯在争辩时把口水溅到宋仁宗脸上,皇帝也无可奈何。对文臣实施侮辱性的刑罚,在唐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然而到了元朝,君臣关系出现了重大倒退。草原贵族无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,在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面前都形同奴隶,而他们也以这种“奴隶”身份为荣。元朝宫廷有随意鞭打大臣的习俗,皇帝可以在朝堂上命令大臣互扇耳光,连丞相都不能幸免,扇完后大家照样一起办公议事,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。

  这种明显带有部落野蛮色彩的制度,朱元璋不仅完美继承,还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“廷杖”:不管你是文臣还是武将,也不管你什么地位和品级,只要惹怒了皇帝,就可以在朝堂上扒掉裤子打屁股。挨打的大臣嘴巴啃地,轻则皮开肉绽,重则当场毙命。文人几千年来引以为傲的儒雅风流,就在这重重的棍子下被打得粉碎。

  如果只是打屁股,还可能拣回一条性命。但朱元璋对文人还频频大开杀戒,而且理由多种多样:胡惟庸案杀掉的大多都是文臣,以各种文字狱杀掉的也不在少数,以贪污等罪名杀掉的则更多。此外,明初的士人还有一种独特的死因:拒绝做官。

  前文说过,朱元璋的出身和经历使他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。他没受过什么教育,对于饱读诗书的文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仇视。他不仅从文人的诗句里挑出“冒犯”的字眼,还把文人对他的不合作视为一种严重的轻蔑。 所以,即便是深山老林的隐士,朱元璋也会把他们抓出来做官,如果不愿意就杀头。

  面对这样的折辱与杀戮,明朝的士大夫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骨。“保命”取代了“气节”,成为他们最高的价值追求。有的文臣可以为了保命而装疯卖傻,趴在地上吃鸡屎,只为骗过特务的耳目,有的文臣仅因为免除了死罪而被流放,直到多年后还对朱元璋感激涕零,高呼“圣恩”……

  文人士大夫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标杆。如果他们放弃了原则和操守,选择苟且偷生,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就不可避免,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

  几千年来,中国人一直有着守信重诺的传统。到元代,随着世风的流氓化,诚信文化受到严重冲击。明朝的建立,非但没有对这种风气拨乱反正,反倒推波助澜,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奸猾之风。这个过程中,朱元璋的一个举措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。

  很多人把朱元璋和刘邦类比,除去出身之外,还认为他们都杀功臣。但细数被刘邦杀掉的那些功臣,没有几个是冤枉的,甚至不少都有谋反之实。但朱元璋则不同,通过胡、蓝两大案,明朝开国功臣几乎被屠戮殆尽,而其中大多数人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。

  最糟的是,在开国之初,朱元璋是向这些功臣发放过“丹书铁券”的,其实质就是皇帝与功臣之间的一种契约,承诺在他们犯死罪时可获赦免。但这种契约却被朱元璋轻易撕毁,理由基本都是这些功臣要“谋反”,而谋反不在赦免之列。

  如果这还不足以体现朱元璋此举有多恶劣,那么可以看看宋太祖的做法。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,对柴氏宗族一直信守承诺,关爱有加,同时还在太庙中立下誓碑,要求后代子孙不杀士大夫。宋朝的皇帝基本都奉行了这一承诺,从而让文臣与皇帝叫板时更有底气。宋代士大夫地位之高、社会风气之好,都与此不无关系。

  然而,朱元璋的出尔反尔,却使世人明白地看到,原来再庄严的契约在强权面前也不过是一张废纸,随时可以不算数。皇帝带头违反契约、带头不讲诚信,那么谁再拿契约当回事、谁太讲求诚信,反倒成了冥顽不灵的蠢货,而奸猾善变则被视为“聪明”的表现。整个社会的诚信根基就这样逐渐瓦解了。

  通过这种近距离的审视,我们会发现朱元璋极大的冲击了中国文化中的那种高贵之气,而把一种狭隘而粗野的农民意识充塞到整个帝国空间。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许多阴暗面是时代积累的结果,而朱元璋在这些因素的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。基于他自己的出身、视野和心理,他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无限放大,给整个民族的精神和素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。

  朱元璋死后,继位的是以儒雅仁孝闻名的建文帝朱允炆。他笃信儒家经典,重用方孝孺、黄子澄等文臣大儒,渴望通过“教化”使社会脱胎换骨。这种努力也许是徒劳,但至少给世人做出了表率,如果天假以年,说不定建文朝的道德风气会有一定的改善。然而仅过了四年,他的四叔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役。迂腐的朱允炆不愿担“杀叔”之名,屡误战机,最后让朱棣升级成了永乐皇帝,自己则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踪。

  纵观历史,很多战争和政变的胜利者都会做两件事,一是宽恕对手阵营里的那些忠臣,二是严惩那些吃里扒外的内奸。比如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后宽恕了忠于曹爽的官员,并让他们官复原职,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也宽恕了忠于太子的魏征并委以重任。与此相对应,越王勾践灭吴后,首先杀死的是多次替自己说好话的吴国太宰…….这些做法,都是向世人宣扬崇尚忠诚正直的价值观,而不管这种忠直是为谁服务。

  在装模作样的劝降未果后,朱棣急不可耐地向建文忠臣们举起了屠刀,而且牵连之广、手段之歹毒,创下历史之最。以往的君主对于前朝宁死不降的忠臣,即便狠心杀害,一般也只止于其身,而且是一刀痛快,甚至在其死后还要厚葬。然而朱棣却完全不按这个套路:

  他命人把黄子澄一家老小六十五口、亲族三百八十人都押到自己面前,先是砍掉黄子澄的双手双脚,接着又砍成肉泥。黄氏一家不分老小,一律斩首,三百八十名亲族全部发配边疆。方孝孺被割嘴、凌迟,并成为史上唯一被“诛十族”的人;礼部尚书陈迪,被朱棣逼着吃下自己儿子的肉,还要问他好不好吃,最后父子六人都被凌迟…….这还不算完。许多忠臣家的女眷都被朱棣送进了教坊司(官办妓院),让那些军汉昼夜奸宿,被蹂躏至死的就让太监拖出城外喂狗。

  古往今来,忠臣的下场从未如此之惨。而如此残忍变态的兽行,也只有朱棣能干得出来。

  收拾了建文忠臣,朱棣没忘记论功行赏。令人诧异的是,受赏的不光有跟朱棣起兵造反的人,连向朱棣开门迎降、直接导致南京失守的李景隆,也获得了高官显爵;很多建文帝身边的太监同样被重赏,只因他们曾向朱棣通风报信。

  可见,朱棣眼中的善恶忠奸已和传统的道德准则无关,而完全取决于对方是否为己所用。不能为己所用,忠臣也是“奸恶”,能为己所用,小人也是功臣。这在所有改朝换代的故事中是很少见的。

  朱棣的表演让世人看到,原来“忠臣孝子”不仅不会有好下场,还不一定有好名声。那么,与其顶天立地的死,还不如苟且偷安的活。皇帝都可以如此流氓,小民又何必坚守节操呢?

  但篡位的朱棣毕竟做贼心虚。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,他发扬朱元璋的余烈,创立东厂,恢复锦衣卫,大搞特务统治。特务遍布京城内外,上至太子亲王,下至平民百姓,无不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。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,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,帝国上下各个阶层都处于恐怖气氛之中,人人相互提防,不敢乱说乱动。

  朱棣的天下,从此安如磐石。然而这种安稳意味着什么呢?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论述专制权力如何摧残社会道德时所说:“专横的权力毁灭道德,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……专横权力对人的影响,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。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伙伴。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。”

  就这样,经过朱元璋和朱棣的两番摧残,明朝的世风在所谓的“永乐盛世”就已彻底沦陷。

  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标榜“礼法纲常”,但也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,社会的道德水准在开国之初就迅速下滑,人们的精神生命迅速萎缩。到明朝中后期,整个社会陷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,从上到下都充斥着颠倒的社会规则。官吏极度腐化,民间造假之风大盛,各种尔虞我诈都已成为常态。“火到猪头烂,钱到公事办”“量小非君子,无毒不丈夫”“有钱就是爹,有奶就是娘”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…….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“生存智慧”,大多是从明代流行开来的。

  所以在明亡之后,许多士人把明朝灭亡归于人心的堕落,而且在永乐之世就已败坏。比如顾炎武就认为洪武、永乐两朝为“世道升降之会”,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。另一学者李清则说:“靖难以正气渐削,故酿为今日(明亡),狯猾之徒屈膝拜伪。”明亡之际,殉国的人还不如“靖难”时殉建文帝的人多,因为整个社会的“正气”早在永乐朝就已消解殆尽。

  更为不幸的是,这种堕落的世风在清代并未得到有效的匡正。相反,满清皇帝对朱元璋的专制残暴大加赞赏,认为他的手腕超过了唐宗宋祖。明朝的统治理念和许多制度都被清朝继承和发扬,即所谓“清承明制”。于是,朱元璋、朱棣注入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的毒素非但未被清除,反而越积越多。从孟德斯鸠到马戛尔尼,西方人刚开始接触中国人的时候,往往惊讶于中国人身上的“流氓性”:善于欺骗,爱占小便宜,既麻木不仁,又冷漠残忍…….

  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,国民的素质始终是个根本性的问题。当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许多劣根性,都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和朱棣,这两位既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帝王。他们的阴魂一直缠绕着这个民族,数百年不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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